美国增长模式失灵经济出路何在？

国的商业模式被打破了。

美国经济规模庞大，内容多样且以市场为导向，但我们并不常听人谈到美国经济的“商业模式”。不过美国确实存在一种若隐若现的经济增长战略，它构成了美国政府政策、投资者决定及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基础。

美国的这种战略现在行不通了。在美国经济从萎缩转向扩张的两年后，美国经济产出依然没有回到衰退前水平。还要新增1,000万个工作岗位才能实现充分就业，成年人中的在职者比例目前是58.2%，处于28年来的最低水平。最新发布的一系列糟糕的经济数据表明，这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复苏。数据引发了人们有关美国经济二次衰退的担忧，强化了“老司机”不会在将来推动全球增长的事实。

毕生都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经济学家罗默(Paul Romer)把美国的这个情况称为“大窘迫”(Great Distress)，他预测这段阵痛期将持续五年甚至十年。

正如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古斯比(Austan Goolsbee)坚称的那样，美国不应渴望回到过去10年那个通过举债消费和房地产泡沫来推动经济的国家商业模式中去。古斯比说，我们不能再做本世纪头十年做过的事情。

古斯比建议，经济复苏应受到企业投资、出口增长和创新的推动。听起来不错，但如何实现呢？

隐匿在本周国会讨论背后的其实是两个选择。下面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一种观点是，如果美国政府向后退一步，私营部门就能向前迈一步。

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共和党众议员福克斯(Virginia Foxx)说，我们希望创造就业，而创造就业的最佳方法是停止从私营部门那里抽钱出来，停止向国人过度征税，把这些钱留给私营部门，并允许私营部门用这些钱来创造就业。他的口号是：不要加税。

另一种观点是，私营部门只为金字塔顶端的少数赢家谋利，政府应当扮演劫富济贫的罗宾汉(Robin Hood)。

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芭芭拉•李(Barbara Lee)说，减税不能创造就业，如果我们不让那些从美国经济中赚了数十亿美元的超级富豪和企业多缴税，我们就没有资金来维持经济引擎的运转，也就无法确保美国能履行对老人、孩子和穷人应尽的责任。其口号是：不要削减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或社会安全(Social Security)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专栏作者一般采用的花招是对两种观点各打五十大板，然后过渡到另外一个明智的想法。这不是我的意思。事实证明，大政府正在将私营部门挤出去的说法是说不通的：毕竟还有那么多的闲置产能，那么多无事可做的劳动者，至少大公司还可以贷到那么多的低息贷款（不过初创公司难以获得贷款确实值得担忧）。而事实也说明，过去几十年经济中赢家与输家的差距一直在扩大。

但国会的辩论确实有些东西没有说到。美国经济两大行业──金融和医疗──一直在膨胀。正如罗默最近在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讲座时所说，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在挤占更有效率的活动，那么就是这两个行业。

金融行业的高薪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而他们本来可以受雇于科学、软件、工程等领域。这个臃肿行业对美国经济的损害，超过了二战以后任何共产主义敌对势力所造成的损害。

美国医疗体系的人均成本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但并没有造就世界上最健康的人群。在这两个行业，美国的钱都花得不值当。

它们为什么变得如此之大？罗默有一个理论：金融和医疗行业的逐利者绑架了国会，抵制限制他们为所欲为的监管，并为了私利而利用过时的规则和政策。

他说，在事关巨量财富和收入的时候，立法进程或许实在太容易被那些财力雄厚的实体操弄；用很低廉的价格就可以把国会收买了。

他的解决办法：国会应该更多地管住自己的手脚，保留调查权，在就议案投票时可以通过或否决，但要避免详细制定影响资金流向的立法条款。

也就是说，他希望出现更多类似于军事基地关闭和重组委员会（Base Closure and Realignment Commission，决定关闭哪些军事基地）、独立支出顾问委员会（Independent Payment Advisory Board，寻找Medicare联邦医保计划的省钱之道）这样的机构，可能还有类似于削减赤字联合特别委员会（Joint Select Committee on Deficit Reduction，寻找削减赤字1.5万亿美元的办法）这样的机构。

或许这是一个办法。但很明显，将来是否繁荣，取决于整个美国──其政府、企业、民众和大学──是否联合在一个增长战略之下，是否能够在全球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激励人才和资金流入美国仍然具备优势的前景光明的行业。

David We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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