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富苏先生在北京从事房地产行业，他期待着有一天可以离开中国。苏先生的理由是：他想保护自己的资产；在中国，他必须非常小心自己的言语；同时，他还想要第二个孩子，这在中国是违反法律的。

一位晋商透露，2009年开始，他就将中东的生意转移至美国，通过投资美国一座商贸城的项目，实现投资移民。近年来，他的数位朋友也陆续移民加拿大的多伦多和魁北克、澳大利亚的悉尼与墨尔本，那里是中国富豪们的聚集地。另一位如今已是新加坡人的温州富商表示，由于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因此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他仍可以持续在中国大陆经营企业。这种生活方式是他这种希望在大陆继续发展业务的企业家所喜欢的。

北京五星级酒店会议厅里，一个高端投资移民推介会在此进行。会场上，时不时就能听到移民公司的顾问们煽情的说：“在北京买房？您还真不如移民呢！”这句话背后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如今，二套房购买门槛提至史上最高，北京四环以内的新房均价突破3万元，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EB-5类签证正鼓励各国有钱人入籍，只要投资50万美元，即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会场的另一头上，瑞士一家移民中介任法律顾问MatteoJacqucs表示，来自中国的富人是他们目前的主要客户群体，他们时常会发出邀请函，请中国的富裕人士来考察投资项目，并愿意承担机票和酒店住宿费用。

再看一组数据：尽管澳大利亚、加拿大在不断收紧移民政策，申请移民的中国公民依然呈现不减反增之势；美国2010年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中，超过7成的移民来自中国；《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有50万人投资资产超过千万，投资移民意愿强烈。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

各种迹象表明，主力由中产以上的新富阶层组成的中国第三拨移民潮已到来。如果说，以偷渡为主要特征的低端人群移民是“黑色移民”；以向往海外，求学长见识为特征的技术人士移民是“蓝色移民”的话，那么此次以金钱开道的中国富人阶层的移民可以说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金色移民”，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产物。大概也正是由于它的炫目色彩，在中国导致不少人开始担心，这些人的“外逃”，令中国“财（富）” 、（人）才两失。更有专家提出限制富人移民，甚至声称，“富人们的钱是国家的，人可以走钱要留下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就是代表之一，他指出，一些富豪移民，只考虑了个人因素，不管国家大局、国家政策，没有起到“先富”的带头模范作用。

对于“黑色移民”人们很少品评；对于“蓝色移民”，大家也多以“洋插队”笑侃之，反而对目前富人的“金色移民”，国内舆论的负面评论多多，不少上升到政治角度，民族认同范畴。无它，都是“钱”字作怪，“富”字招风。

其实早在100多年前，中国人已经向欧洲移民。

改革开放后，中国也已经历过了两次移民潮。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移民的主要是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第二次是九十年代，那时，移民主要是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这些人大多朝东南亚地区发展，后来都淘到金，成为华侨。而在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广东还爆发十万人逃港潮，相对于今天所谓的“移民潮”，当年的逃港潮是非常艰苦和辛酸的，几乎是九死一生。许多人将此番大量精英、新富阶层流失称为“第三波移民潮”。只不过，他们移民的手段主要是投资，因此这一波正不断扩大的移民潮又被称为“移资潮”。各国移民局数据都显示，中国已成为投资移民来源最多的国家。

在夏学銮看来，富人移民只考虑个人因素不管国家大局。他认为，虽然富人移民一方面反映了人民大众享有的自由民主的提高，另一方面反映了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效，但这些人的财富受惠于改革开放政策，也是广大员工努力奋斗创造的，所以不能把它卷挟而去，这对人民大众产生的影响是相当恶劣的。而且从道德层面来讲，现在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世界上经济增长趋势最好的国家之一，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富豪们卷款而去，相比在抗日战争时期、国难当头之时的一些知识分子、爱国华侨的举动，他们的行为显得十分渺小了。

夏学銮是激进一派的代表人物。但即使是不那么激进的舆论，也都狂炒“富人移民致使中国人财两失”的话题。一时间中国富豪攀比移民，企业主借移民偷偷转移资产的报道频频登上中国大陆报刊、网页的显著位置。移民及在想移民的中国富人，被一次次放在社会道德、民族情怀、政治态度的油锅中煎熬。这些有钱的中国富人不知道对此情此景，他们会更觉得该走，还是该留。

有观察人士指出，应正确地看待移民潮这个现象，不需要过于小题大做，这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历过。移民不是新现象。历史上，从“欧亚丝绸之路”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移民实现了世界各地人员的相互往来和商品技术的互通有无，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与移民欧美人员携技术、资金与管理经验回归不无关系。以台湾为例，过去十年，台湾为澳大利亚贡献移民达9万人，其中知识型人才呈上升趋势。但相对的，台商通过各种形式游走他乡谋生创业，可以说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外经商的台胞对此是功不可没的。台商的经商信用、品质更赢得了世界的认可。

在中国大陆，也有观点主张不应该以爱国与否作为衡量移民者的道德标准。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不可忽略的一点是，当移民潮逐渐走高的时候，海外进入中国的人群也在逐年递增。人是具有流动性的，什么地方适合发展，人自然就往哪里走，并不是说要求他们以“爱国”的名义，留在自己的国家就是明智的选择。舆论有比喻称：祖国是奶牛场，他们喜欢喝牛奶，并不意味着必须和奶牛过一辈子。把牛奶挤出来，让奶牛场也活跃起来，有什么不好？

如果一定要反思移民潮给中国带来的警示，那么就得搞清楚他们为何选择移民？

据悉，这些移民者选择去海外，更多的是涉及他们及家人的自身利益。《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调查认为，“子女教育”，是“金色移民”中海外投资的最主要目的。因为子女教育而进行海外投资的高净值人数高达50%。一位移民公司的执行总监根据自己从业经验，甚至认为高达90%的投资移民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女在海外读书。“因为一个孩子从初中到大学的费用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费用。如果投资眼光准，移民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钱在几年之后还可以返还或者盈利。

据了解，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不少是虽然身份有变，但仍选择在大陆生活工作。道理很简单，因为全世界最容易赚钱和最多商业机会的地方在中国。此轮移民潮中的许多人是企业主，投资经商者多，他们往往更重视商业机会和经商的便利。到国外就是拿一个身份，对于在全球的人身往来及资金调配会方便很多。一方面在中国的挣钱机会不放弃，另一方面在移民发达国家的种种好处他可以获得。最浅显的好处就是拿到发达国家的身份以后，来去很多国家就可以免签证，很方便。所以对他们来说，移民只是“在商言商”的结果。

当然，还有部分富豪移民，是“原罪”引发的不安全感作祟。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也指出，的确不少富人投资移民是以求更安全的财富氛围。过去10年,一些社会群体在资产迅速膨胀的同时,社会地位和企业发展空间却遇到了瓶颈,他们处于一种很尴尬的状态。内地的投资环境离法治化和规范化还有距离,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此外收入差距拉大，导致社会上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滋生，也强化了他们移民的动机。

此外，人们选择移民的主要原因还包括:更健康的生活环境。正当齐立新介绍，“每年北京沙尘暴最厉害的时候，也是签客户最多”的时候，一位河北的大姐正在咨询移民渥太华的事宜，她感叹，“那空气太好了!这辈子再也不想看见大烟囱了!”。据悉，近年来国内不断爆出的食品安全问题，也让一些人萌生“去意”。另外，在北京史家胡同买个一居室，足以在渥太华买幢200平方米的独栋别墅；新加坡政府保证“居者有其屋”；在加拿大，公民享有终生免费的医疗服务、孩子有牛奶补贴、养老金覆盖所有人群……这样的对比，难免令人心动。因此，从客观分析，真正因为政治原因，因为“不爱国”而移民者有，但绝非多数。作为商人、投资者，相比于以往的中国大陆移民潮，他们往往考虑最多是商业利益、追逐利润，也往往最怕触及的就是政治。

中国富人们的移民潮，引发了社会广泛的热议，有专家甚至提出限制富人移民。据保守人士估计，仅去年一年中国流向海外国家的移民资金就高达100亿元人民币。而“官员考察不归”、“子女海外一掷千金”等诸如此类的消息也不时刺激着公众神经。有观点认为，富豪们把真金白银洒向海外对中国经济无疑是一个损失，如果这种趋势不得到扭转，中国经济不仅失血而且有空心化的危险。

另外，一份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

有文章指出：“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名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上述数据似乎触目惊心，但如果把逐渐增加的富豪移民和中国人才流失与财富向海外转移简单画上等号，是否过于武断呢？一位加拿大移民中介机构总经理就不认为富人移民会带走中国财富。“从业内看，申请移民者并没有将自己的厂房变卖、公司关张，他们的业务都还在内地。不仅如此，实际上每个家庭移民加拿大的费用不过是12万加币，这相比于这些人创造的财富来说，不值一提”。在他看来，“身份在国外、产业在内地”的形式是一种中国特色式移民。“只是为了谋求一种身份认可，而人和资产还在内地。”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李路路也指出，中国人口本来就多，不能单从精英出国的绝对数量较多就判断人才大规模流失。虽然感觉移民海外的高知人员和富裕家庭的绝对数量增加了，但较之日渐扩大的智、富群体，绝对比例并不高。中国教育部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达到22.9万人，比上一年增长27.5%;留学回国人员达10.8万人，同比增长56.2%。也就是说，回流人员的增长幅度已大大超过了出国人员。李路路有感而发，“内地发展的环境越来越好，吸引很多人学成归来，还有一些人处于观望状态。一些学生，以及身边的一些教职人员，在外面拿了学位和国籍，又重新回来工作定居。”

就连将移民与爱国混为一谈的夏学銮亦赞成上述观点。他认为，人才外流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并不像有的媒体报道的那么可怕。更何况，海外其他国家的移民法对移民数量也有严格的控制，不可能无节制地吸收人才。而且，中国近些年的高速发展充分说明所谓“中间阶层的集体流失”并不存在。“有人出去，也有人进来，不能只盯着出去的那部分人”。应该说，在全球化时代，“人才获益”、“人才流转”、“软实力”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了“人才流失”。

宽待正常移民严控非法移资

事实上，中共的方针还是大力鼓励人才和资本的流动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近日在APEC峰会做主旨讲话时指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合作，加快商品、服务、人员、资本在本地区便捷流动”。实际上，尽管这种移民潮可能有人从某些方面不太认同，但是客观上也起到中国企业和中国资金走出去的作用。如果是大型企业，以这样一种行为投资海外，遇到很多政策上的阻碍，以个人身份，以移民的办法把资产拿到海外以后，也会办企业，也会进行中外之间的贸易。从长远来看，人才的国际化流动，在资本、技术输入以及国际合作等多方面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应该以开放、自信、包容的心态对待移民热。未来中国品牌的跨国公司很可能就出自“金色移民”之中。

而且，更应看到，当“移民潮”兴起的时候，海外地区入境就业或经商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根据人保部门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9年年末，持外国人就业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共22.3万人，持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在内地工作的台港澳人员共8.6万人。据调查目前在京就业的外国人，主要来自美国、韩国、日本、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在上海工作的外国人来自130多个国家，其中日本占28.6%、美国占 12.3%、韩国占8.9%；在广州工作的外国人来自108个国家，日本、印度、韩国、美国居前四，其中来自日本的占29%。肤色各异的“洋打工”，已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因此，移民潮兴起不需要过于小题大做，更不应该以爱国与否作为衡量移民者的道德标准。

但是，也应看到，近年来，随着中国内地居民投资移民人数持续增加，而伴随这股移民潮，一些官员与商人也乘机非法转移资产出境并外逃不归。根据中国社科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民指出，官员外逃往往与资产转移相结合，并且是其违法违纪行为的最后一个环节，出逃前往往已是“裸官”。但之所以有贪官移民外逃现象，说到底还是相关制度有漏洞，并不是移民本身的问题。所以，对官员移民，必须要做好因私护照管理和财产清查审计。另外，也有学者建议，应该严审或限制有着政府官衔的富人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