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领导人遴选机制落后于时代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经济历史学家艾琴格林(Barry Eichengreen)前不久在芬兰央行(Bank of Finland)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说，全球变化几乎总是对经济矛盾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给经济管理造成麻烦，并使外交紧张局势加剧。这些变化有时以军事冲突的形式爆发，此外也经常体现为国际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紧张。

从这个角度看，有关谁来接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的矛盾就不仅仅是国家之间就夺得这个国际贷款机构最高交椅而进行一场“拔河比赛”这么简单了。

这是成立于1945年的IMF发出的呻吟之声，它尚未适应新兴市场的影响力，既表明欧美国家不愿把该机构掌门人的位子拱手交给那些还不能“一手遮天”的国家，同时也体现出中国对于管理本国经济将关乎世界其它国家感到不安。世界银行(World Bank)本周发布了一份名为“多极化”(multipolarity)的报告，这可谓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说明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不止一个两个。

近60年来，IMF总裁一职始终为欧洲人所保留，而世界银行行长则是美国人，这种做法即使不是非正当，也算是一种传统。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萨伯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和贝隆(Nicolas Veron)本周在报告中写道：欧洲人担任IMF总裁不再是神授之权，世界已经改变，那种可追溯到1945年的不成文的安排必须跟上现实的步伐，下一任IMF总裁必须择优录取，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欧洲大陆。

2007年挑选卡恩接任IMF总裁时，他做出的就任誓词是：下次会有所不同。卡恩当时接替的是一位西班牙人，这位西班牙人的前任是德国人，德国人的前任是一个任职13年的法国人，而这个法国人前面是另一个任职九年的法国人，

但没人曾想到，IMF会在向欧洲大举放债并控制那些恣意挥霍的欧洲政府之时，把总裁一职开放给欧洲以外的国家。可以预见的是，欧洲会说，此时让非欧洲国家的人担此重任并不合适。同样也可以预料，俄罗斯、南非及中国等国的官员会从欧洲人的逻辑中找出漏洞。

投资经理埃尔-埃利安(Mohamed El-Erian)的名字也迅速出现在不断加长的可能接任IMF总裁的候选人名单上，他生于埃及，现任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Pimco)的CEO。他认为 IMF有两个选择：要么保留封建主义作风，要么本着标准清晰和过程透明的原则进行择优选拔。他说，前者较快但缺乏公信力和合法性，后者能解决由来已久的缺陷但耗时较长。

卡恩被捕正值欧洲处于金融危机，这并不利于审慎和透明的选拔过程。投资老手们说，除非主要新兴市场迅速在经验丰富的非欧洲候选人中一致推选出一位，否则IMF最终还是会落入欧洲人手中。（鉴于最近的经验，任命一位女性也有可能。法国碰巧就有一个现成人选：他们的财政部长拉嘉德（Christine Lagarde）。法国似乎总有现成的人选。）

大萧条和二战结束后，IMF及其姐妹机构的成立开创了一个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稳定时代。随着美国经济日渐消沉，美元贬值，欧洲重建，日本崛起为世界强国，战后国际金融秩序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瓦解。

世界呈现多极化格局的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被中断，苏联解体，欧洲难以消化统一的德国，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美国带头挽救了亚洲金融危机。艾肯格林写道，主导力量无法再单边行动，而是起带头作用。

这个时代在21世纪前十年逐渐结束，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新兴市场取得可观的增长。艾肯格林写道，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会有能力单独应付全球经济问题，也没有能力发号施令。相对于谁应管理IMF的问题，更大的压力在于争夺能源供应或寻找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

乐观的前景是，全球性组织进行变革，大型经济体开始互利合作，其中一个实例就是发达和新兴市场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Group of 20）的崛起替代范围较小的七国集团（Group Seven）。

然而，就像艾肯格林提醒的那样，这并不是唯一的情况。一战后的数十年，无论是崛起还是衰落的大国都无法稳定世界经济或创建发挥作用的全球性组织，结果就有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David Wessel

（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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