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投资名人堂”的话，最近刚宣布退休的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无疑能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地位。

“投资学巴菲特，投机看索罗斯”，在投资界人士中，索罗斯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和相当的美誉度。相对于巴菲特平稳富足渐入佳境的投资生涯，索罗斯的人生跌宕起伏，充满戏剧色彩；如果拍成电影，巴菲特的电影可以是温暖的、励志式的伦理片，而索罗斯的电影则很有可能是惊心动魄的、具有史诗般色彩的悬疑片。

单以投资业绩而论，索罗斯是最优秀的对冲基金经理。他于1973年发起设立的“量子基金”(事实上是1979年更名的，来源于海森伯格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定律)是全球净回报最高的对冲基金，成立以来净回报超过300亿美元。然而，更为投资人士津津乐道的是关于他如何赚到那么多钱的理论体系——反身性(reflexivity)。

索罗斯本人的解释是：“参与者的认知的缺陷是与生俱来的，有缺陷的认知与事件的实际过程之间存在一种双向的联系，这导致两者之间缺乏对应，这种双向联系就称为反身性”。通俗一点讲，就是人的认识来自现实，同样也对现实产生影响，两者存在互相作用。这种情况在金融市场尤为明显，因为金融市场本身就是反映人们认识水平的客观存在。这一点容易理解，而第二点就不那么受认同了，他说“市场总是错的”，进而认为古典经济学“在根本上都是错误的”，甚至告诉我们“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这就意味着不仅人的认识过程存在无法消除的局限性，而且认识的起点和方法都有着谬误和偏差之处，又谈何认识终点的正确呢？这让我想起最近中国达瓦孜第七代传人赛买提·艾山的高空走钢丝活动，钢丝两端系于两个热气球上，都不固定，难度可想而知。索罗斯正在教我们如何走这样的钢丝——“市场总是错的，但是失真在两个方向上都起作用，不仅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存在着偏向，同时他们的偏向也影响着交易活动的进程，这有可能造成市场精确地预期未来发展的假象，可事实上不是目前的预期与将来的事件相符合，而是未来的事件由目前的预期所塑造”，这一过程中，“主流偏见”是关键因素，就是赛买提手中那根长长的平衡杆，帮助你从不确定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确定的只是你走完的那段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索罗斯的“反身性”是其哲学老师卡尔·波普证伪主义哲学的衍生，而索罗斯最擅长的“卖空”可以看作一个金融市场主流逻辑的证伪过程。这一点，无论是其1992年的英镑狙击战，还是1997年引发亚洲金融危机的泰铢攻击战中都得到充分的展示，市场“主流偏见”的变迁为索罗斯的“反身性”所引导，并为其创造巨大财富，而英镑至今仍在欧洲汇率体系之外。

正是由于“反身性”理论的提出，为索罗斯在全球金融冷酷无情的财富攫取活动提供了逻辑上的正当性，这也导致了世人对索罗斯本人的评价复杂矛盾。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怒斥其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纵火犯”，美国《华尔街日报》一度称其为“全球金融界的坏孩子”，但一些投资人士认为他扳倒英格兰银行恰恰帮助了英国人从衰退中解脱出来，而2006年也传出马索二人握手言和的消息。索罗斯自己也说：“我是一个复杂的人，在世界一些地区，我以迫使英格兰银行屈服和使马来西亚人破产而出名，即作为投机者和魔鬼而出名。但在世界其他地区，我被视作‘开放社会’的捍卫者。”

诚然，几乎与其投资生涯一样长的是索罗斯的慈善生涯，最多时他同时运作6个慈善基金会，到其宣布退休时，他已在这方面累计投入了超过80亿美元，目标很明确，即致力于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的开放社会，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对一个人的福利和生存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的结束语最后说到：“至此，在几个主要要素之间已经完成了一个……结合体，它们构成了我平生的追求：反身性观念、金融市场以及献身于开放社会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