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五日，《南方都市报》刊载了一篇署名Wesley Yang的文章，原文标题是《纸老虎》。该文作者自称是典型的香蕉，皮肤是黄色的，内心却是白的。文章着重论述了亚裔第二代在美国职场中遭遇到的种族偏见，因为是出自移民第二代之手，文章的视角独特，并且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读罢此文，感想颇多。因原文较长，为提纲挈领，这里只节选了原文的一部分。小标题和后面的彩色文字是我根据自己的读后感而加的。

（一）           亚裔后代在美国职场中的现状

许多华人移民都认为，第一代移民因为语言弱势和文化背景差异等因素，使其在职场的晋升提拔中会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而这种状况到了第二代移民就会大有改观，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读了“纸老虎”一文，我第一次正面了解到，情况并非如此。

《纸老虎》文节选：

上世纪90年代，詹姆斯・洪还是伯克莱一名电器工程专业学生。他到IBM公司进行了一系列的面试。一名年长的亚裔研究员看了看洪的简历，问了一些标准问题。然后，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关上办公室的门，对洪说，“听着，我得老实对你说：我们这一代来到这个国家，是因为我们想要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尽了力，离开家，读研究生的时候还不怎么会说英语。但是，如果你接受这份工作，你将会像我们这一辈一样遭遇同样的‘天花板’。在他们看来，我只是一个亚裔理科博士，永远不是管理层的材料。你将会得到这份工作，但是不要接受。你们这一代必须比我们走得更远，否则我们所努力的一切都白白浪费了。”

这位研究员说的是亚裔在职业升迁时遭遇的“竹天花板”―――一种看不见的屏障，维系着美国公司的种族金字塔机构―――亚裔大多位于金字塔底层，中层只有少数，在顶层几乎没有。

      亚裔美国人在职场升迁时遭遇的问题算不上这个时代最紧迫的社会问题。毕业之后，众多名牌大学的亚裔生发现，他们所熟悉的能力主义突然终止了，对于很多亚裔美国人，这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苦涩现实。如果美国常春藤盟校毕业班学生中亚裔占15%至20%，如果说常春藤盟校是美国社会领导人的孵化器，那么按常理推断，亚裔应该在公司领导层中占据相应的比例。

然而，统计数据却反映了完全不同的事实。根据最近一项调查，占美国总人口5%的亚裔，在企业管理层中仅占0.3%，在董事会中不足1%，在大学校长中占约2%.在财富500强企业中，只有9名亚裔CEO.在硅谷，1/3的软件工程师为亚裔，然而，在25大IT公司的董事会中只有6%的亚裔，这些公司的管理层中亚裔仅占10%。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21.5%的长期聘用科学家为亚裔，但根据2005年的一项调查，亚裔仅占中层管理人员的4.7%.在Yellowworld（亚裔美国人政治组织）的网站上，有一条评论简洁地概括了这一现象：“如果你是东亚裔，你需要上一所最好的大学才能获得一份好工作，即使你获得一份好工作，有着普通州立大学文凭的某个白人家伙也会比你升迁得快，仅仅因为他是白人。”

      “竹天花板”最阴险的地方在于，它似乎并非由公然的种族歧视所致。对财富500强公司亚太裔美国雇员的一项调查发现，80%的受访者认为，在升迁评判时他们是作为个体而非亚裔受到评判。但只有51%的人认为，亚裔在管理层有足够多的代表；只有55%认为他们的公司充分利用了亚裔的才干和对亚裔的偏见。

更可能的是，这些统计数据上的矛盾可能源于无意识的偏见。比如，没有人会承认，高个子的男人天生是更好的领导，虽然身高6尺或以上的男性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5%，但公司CEO中身高6尺或以上者却多达58%。同样，没有人说，亚裔不适合做领导，但是在最近公布的一项心理学实验中，受访者一致认为有着白人名字的假设雇员比有亚裔名字的资质相同的雇员更有领导潜质。

（二）           亚裔父母秉承的教育理念是否走进了误区？

这似乎已经成了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亚裔父母的望子成龙心态。亚裔父母往往把精力更多地倾向于关注孩子们的学业成绩，而忽视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和情感的变化，甚至根本不予理睬。作为父母，我们也许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父母的教育理念到底对子女的心理以及未来的职场生涯有怎样的影响？听了这位移民后代的内心独白，我们也许会从中领悟到点什么吧。

《纸老虎》文节选：

让我总结我对于所谓亚洲价值观的感受：去他的孝顺孝心；去他的勤学苦读；去他的常春藤联盟；去他的顺从权威；去他的和谐关系；去他的为未来牺牲；去他的中产阶级奴性。

　　  我理解亚裔父母养育了整一代这样的孩子。医生、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对于任何肯刻苦努力的人而言这些都是好工作。这样的追求能有什么错？在美国，亚裔大学毕业的几率远远大于包括白人在内的其他种族。在中产阶级中，他们的收入也高于其他种族。在约1400万亚裔美国人中，2/3出生于国外。在1970年，当我的哥哥出生时，美国只有39000个韩裔，现在则有100万。

 　　亚裔美国人的成功成了美国梦的典型证据，被用于证明在这个国家，少数民族也能靠自己努力取得成功。然而，在提到亚洲人时，总是伴随着种族恐慌，尤其是当中国成为美国的工业基地，当中国成为美国的债主的时候。但是，如果为美国人生产iPad和廉价服装的中国的劳动力大军让我们感到害怕，如果说众多的优秀亚裔学生让美国父母对于他们自己宽松的子女教育方式感到焦虑，那么那些循规蹈矩，遵从于父母所有教诲的亚裔学生，他们真那么令人害怕吗？

　　  今年年初，蔡美儿的《虎妈战歌》出版，引起众多不乏种族偏见的歇斯底里之词。但是，在众多的叫嚣和评论之中，没有任何一条严肃地考虑过“亚裔美国人是否真的已经主导这个国家”。假如亚裔真的已经称霸中学和大学，那么亚裔美国人是否在现实世界中取得了同样的主导地位？我非常怀疑事实并非如此，而原因不难找到。如果我们真像描绘的那样令人敬畏害怕，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亚裔被认为是胆小文化的产物，很容易被人指手画脚，基本上是一群隐形人。

几个月前，我收到了一位叫杰弗逊・毛的年轻人的电子邮件。他刚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之前就读于英才学校史岱文森。他想知道“如何成为一名亚裔作家”，询问我的建议。

      一个晴朗寒冷的周日下午，我乘坐地铁7号线，在终点站法拉盛下车。这里多数的商店都标注着中文名，人行道上也都是漠然的亚裔面孔。毛在地铁站口等我，我们一起走进附近的越南菜餐厅。

　　  毛有一张圆脸，眼睛藏在方形眼镜后面。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和父母居住。毛8岁时，一家人移民美国。他的母亲是一位修甲师，父亲是一位物理治疗师的助手。最近，毛经常坐1个半小时的地铁，到曼哈顿去给一名史岱文森中学的一年级白人学生当家教。有时面对这个和蔼可亲的年轻人，他总是有一种悔不当初的感觉。现在他知道，自己当初上史岱文森中学时该怎么做了：“在功课上少花一半的精力，比现在成功20倍。”

　　  史岱文森是美国竞争最激烈的公立中学之一，完全依据考试成绩招生：参加特殊中学招生考试，成绩排前3.7%的纽约学生才有希望进入史岱文森。无论是贫困生、校友子女或是其他特权群体都不能享受优待。学校不鼓励多样化或冠冕堂皇的平衡发展或所谓个性。这里只信奉纯粹的能力主义。结果就是占纽约人口12.6%的亚裔在这所学校中的比例高达72%。

　　  今年，569名亚裔学生进入史岱文森，而同期新生中白人179名、西班牙裔13人、黑人12人。这样戏剧性的比例及其对不同纽约种族群体智力水平的暗示，总是让一些人觉得不舒服。但是，亚洲人不相信天赋智力。他们相信―――并且已经证明―――熟能生巧，任何人反复练习应试技巧，一定会取得好成绩。在亚裔聚居的法拉盛和贝赛德遍布补习学校，又称“填鸭学校”，在放学后、周末、暑假教导学生如何应对考试。《纽约时报》引用一所名叫“常春藤预备学校”的补习学校老师的话说，“学习数学不在于学习数学，而更像是举重，举起数学的负重。”毛说得更直接：“你只要学会如何应对标准的考试。”

　　  因此，随着“老虎孩子”的崛起，出现了一种担忧，在那些疯狂的亚裔学生的陪伴下，非亚裔学生的教育经历也会同样变得狭隘。2005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了发生在加州一所高中的“白人逃离”现象。亚裔软件工程师的子女让这所学校变成了竞争残酷的地狱，拿B的学生在班上也算是差生，于是白人孩子纷纷转校。

　　  大学有的是纠正这种不平衡的方法：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家托马斯・埃斯潘沙德在调查后发现，一个亚裔学生的SA T（美国高考）成绩必须比白人学生高140分才有同等的进入普林斯顿的机会。这对于很多亚裔显然是不公平的，他们因为其他和他们长着类似面孔的人的成功而受到惩罚。中上阶级的白人孩子毕竟有他们自己的私立精英学校，有远比补习学校收费昂贵的私人教师帮助他们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很多亚裔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不平等问题，要求推行不考虑种族的大学招生标准。2006年，在加州立法禁止公立大学带种族歧视的招生制度10年之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新生中亚裔比例高达46%；可以想象常春藤盟校出现同样的人口构成变化，目前在这些学校中亚裔占17%。但是，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常春藤盟校在招生时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考量，有的并非没有道理。谁能宣称，亚裔学生占72%的哈佛大学能够具有同样的精英孵化环境？

　　  在史岱文森待了一段时间后，毛感觉到了隐约的不满。他总觉得自己是一群“没有名字面孔模糊的亚裔孩子”中的一员，他们就像是“房间装饰物一样不起眼”。他曾经满足于埋头工作，朝着一个大家共同的目标―――哈佛―――努力。但是到了高年级，他开始怀疑，这条通往学术成功的独木桥是否是人生唯一的道路。

“你不能不想，肯定还有其他的道路，”他说，“我们在相互拼命较劲，而那些中西部的孩子却不用那么拼命，还可以玩玩乐队什么的，如果他们智力还可以，学习还算努力……”

　我们见面几周后，毛介绍我认识了他在史岱文森最好的朋友丹尼尔・朱。去年，朱从威廉姆斯大学毕业，他写的诗获得了创意写作大奖，他用1.8万美元的奖金去中国旅游了一趟，现在他回到了布鲁克林，和父母住在一起。

　朱记得自己在威廉姆斯大学的第一学期，他的辅导员常常找他谈话。问他还好吗？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我正在适应这个地方。”他说，“我不觉得高兴，但也没有觉得抑郁。”但是，他的白人朋友也提出了相似的问题。他们会说，“丹，有时候，很难判断你到底在想什么。”

　　  朱有着一张讨人喜欢的面孔，但他给人的印象是保守的。他的声音不大，语调没有什么起伏，面部表情很少变化。他把这一切归咎于他成长的家庭。“如果你在一个中国家庭长大，”他说，“你不会还嘴。你闭上嘴巴，听从父母的命令。”

　　  在史岱文森，他完全处于一个亚裔的圈子。但是到了威廉姆斯之后，朱慢慢地意识到奇怪的地方：当地的白人们似乎总是面带微笑。“在这个地方，似乎人人都很友好。”他决心要开始微笑。“这是我必须通过努力练习才能学会的技能。”他说，“就好像你和人做成一笔生意，把钱交给对方，然后―――微笑。”他说他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还需要改进。“我正在努力改正18年的中国式教育。在威廉姆斯的4年有所帮助，但是还不够。”他父亲的遭遇让他很在意。他父亲是一位IT经理。“他是他的办公室里最优秀的程序员，但是他的英语说得不太好，升职的时候他永远被排挤。”

　　  虽然朱的英语很流利，大学时他还是班上公认的诗人，但他依然担心自己的行为方式可能使他遭遇和父亲一样的不公正待遇。“我猜，我想成为某方面特别擅长的人，那样我在社交方面的缺陷将不再重要。”朱是一个聪明、勤勉、文凭无可挑剔的美国出生的年轻人。他对于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但他怀疑自己永远无法像在威廉姆斯遇到的白人同学那样觉得如鱼得水。那种程度的自在，他说，―――“我认为距离我还有好几代人。”

（三）亚裔式家教是否影响了亚裔人种的民族性格？

                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这样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从教育的最原始的形态和职能来看，这话的确是千真万确的。父母的言传身教，父母的人生观，价值观，接人待物的行为方式，等等，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孩子的心灵。比如在学校里，经常看到亚裔孩子普遍胆小怕事，缺乏领袖精神，这是否与家长在家教中很少鼓励孩子创新出奇，勇敢承担等良好品质有关呢？Wesley Yang在他的文章中，通过很多实例说明从小培养孩子的带头精神，对于他们未来跨入职场取得成功是极其有益的。

《纸老虎》文节选：

　　      关于“竹天花板”问题，也许它源自亚裔的成长环境。正如普华永道（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执行经理珍妮弗・艾伦指出，要成为领袖，你必须要有追随者。普华永道评价员工时，最初是依据他们完成工作的好坏。她说，“你必须是个能做事的人。”他们需要通过勤奋努力突出自己，在某个时候，他们变成“超级成就者”。但是，做领导需要不同的技能。让你获得今天地位的素质未必可以帮你达到下一个水平。《打破竹天花板》一书作者、多样性顾问简・玄说，成为领导需要个人主动，需要思考一个组织可以如何改进，需要编织人际网络，自我推销，自作主张。如果断言亚裔不擅创造性思维或不愿承担风险，显然是种族主义的观点。但如果说一个在教育上向来注重死记硬背和填鸭式灌输的群体，在整体上不可造就很多挑战当权者或打破传统惯例的人，那么这只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观察。

　　      Sach Takayasu是IBM纽约市场营销部升迁最快的成员。但是在7年前，她觉得自己的进展变慢了。“我超额完成任务，工作很长时间，但是这样的努力却无助于我向前进。”她说。就在这时，她参加了“亚太裔领导人教育”（LEA P）组织举办的研讨会。LEA P分析了导致亚裔美国企业领导稀缺的复杂社会原因，设计了一套培训课程，教导亚裔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以更加适合美国白人的期望。参加培训课程的亚裔们被不断地保证，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不会被改变，同时还能学会新的技能。最终成为符合美国社会文化期望的有能力的领导。

　　      在对微软1500名亚裔美国雇员的演讲中，LEA P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D・H okoyam a摆明了亚裔在职场中的困境：“有时候，人们对于我们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他们将这些偏见投射到我们所有人身上，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在做和我们有关系的决定时，他们依据自己的看法而非事实。最终，亚裔自己必须担负起改变这些偏见的责任。这是最实际的做法，也是公正的。”

　　      有志担任领导角色的亚裔必须明白“价值、行为和看法之间的关系”。H okoyam a举了个例子。有的亚洲人不喜欢在开会时发言。“那么，假设我和你一起参加一个会议，我注意到，你从不说什么。我问自己，‘嗯，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不说点什么。也许因为你不知道我们在谈什么。这是一个不发言的好理由。或者，也许因为你对谈论的话题不感兴趣。或者，也许你认为不屑于这样的话题。’那么我就会想，你从不在会上发言，那么你要么是个笨蛋，要么不在乎，要么太傲慢。但事实上，也许是因为在你成长的时候，你被教导说，当领导说话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倾听。”

　　      2006年，Takayasu参加了一周的LEA P培训。在第一次做练习的时候，老师要求他们列举所有典型的亚裔品质。学生们列举了：维护家庭荣誉、孝顺、自我克制。然后，老师要求大家列举和领导人相关的品质，并指出，两者之间重合的部分是多么少。

　　一开始，Takayasu觉得自己和其他同学之间并没有太多相似的地方。当列举父母教导他们的亚洲价值观时，“他们全都在说，‘努力学习’、‘成为医生律师’诸如此类的。但我的父母不这样。如果我学习太努力，他们反而会担心。”Takayasu的童年在纽约和东京之间度过。她的父亲是三菱公司的经理，她的母亲是钢琴家。她高度融入美国文化，英语流利，沉着自信。“但是随着课程的深入，当我们从表面的东西，深入到更基本的价值观，我开始发现，我的成长经历其实是很亚洲化的。我父母总是说，‘不要创造问题。不要麻烦其他人。’多么典型的亚洲观念。这解释了我为什么不喜欢寻求他人的帮助。”然后，Takayasu意识到，她的行为其实也有一点低调。她愿意接受困难的任务，而不会到处炫耀自己的功劳。她不愿意鼓吹自己。Takayasu将她在LEAP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工作中，现在她已经学会了自我鼓吹。“我的简历上记录的那些我的团队成就，它们非常令人瞩目。”

　　      法律教授兼作家蒂姆・吴在加拿大长大，母亲是白人，父亲是台湾人，他比其他人更近距离地目睹了亚裔和白人相互之间的不同看法。法学院毕业后，他干了一段时间书记员的工作，他注意到，在年轻律师之间逐渐形成微妙的等级关系。“在很多律师事务所中，人们自动地就认为亚洲人特别擅长‘辛苦工作’”，也就是中文所说的‘苦力’。“有一种古怪的自我选择现象，亚裔员工总是慢慢地开始承担最艰苦最繁重的那部分工作。”

 　　     相比之下，他遇到的白人律师总是擅长把自己描绘得高人一等，超越‘苦力’。“白人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直觉：给人一种印象，他们只愿做真正重要的工作。他们是天生的四分卫。而亚洲人从小就受教育要避免这种傲慢。在搬到纽约后不久，有人告诉我，要成功，你必须了解什么样的规则是用来打破的。如果打破了错误的规则，就完蛋了。因此，最重要的是遵守所有的规则。但是，这样一来，你就把自己困在底层。真正的诀窍在于懂得哪些规则对你不适合。”

　　      LEAP似乎擅长帮助那些亚裔学生认识到他们的文化和外表可能成为成功的障碍，但我不认为LEA P足以帮助杰弗逊・毛和丹尼尔・朱得到他们所期望的尊重和成功。问题的症结也许埋藏得更深。解救方式也许在于改变更根本的行为方式。如果人生没能教会你如何做一个横行美国社会的阿尔法雄性？如果从未有人教你如何和白人打招呼才不会让他们感到不安？如果虽然有这些缺陷，你已经不满足于像勤恳的第一代移民一样永远被困在底层？或者说，你要如何改变18年的中国式教育？

（四）成功的亚裔后代预示着一种希望
　　           

当然成功的亚裔后代也不乏实例，作者在文章中例举了很多。不是每个孩子都必须要争着去做CEO，或者都能够成为那样的人物。但是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群体，至少应该有一部分人有这样的社会担当，才会让人觉得这还算是个令人感到希望的正常社会。这也是《纸老虎》一文给亚裔群体的一个有益的启示吧。

《纸老虎》文节选：

当然，在我采访的亚裔美国人中，很多是成功的艺术家、科学家；或是外表英俊擅长社交的领导；或是敢于冒险的企业家。有很多这样的人―――难道还需要指出吗？在道德上他们并不高于其他的亚裔，但他们总结出了一些有用的东西。

詹姆斯・洪一直没有忘记IBM的面试者告诉他的“竹天花板”教训，在惠普工作几年后，他决定自己创业。最初几次尝试失败了。最后他和人一起创办了hotornot.com，最终以2000万美元出售。

如果说“竹天花板”能够被打破，可能和任何形式的行为融合没有太多关系，更多要归功于冒险者的出现，他们的成功使得亚裔不再必须屈从于别人的行为标准。冒险者早已出现。比如YouTube创始人史蒂夫・陈、《吉他英雄》系列游戏创始人黄凯和查尔斯・黄。

再比如创造网络鞋店Zappos.com的谢家华。2009年，亚马逊以10亿美元收购Zappos。谢家华身材矮小，很少说话，貌不惊人。在传统美国公司，很难想象他会得到提升，但他证明了一个笨拙的亚裔小伙子也能成为令人敬畏的CEO和管理天才。

谢家华从不服从西方的行为标准，因为他一开始就奉行西方的冒险价值观。小时候，早晨练习拉小提琴的时间，他会播放自己演奏的录音蒙混过关。在读哈佛大学时他就开始经营比萨饼生意，他认为这段经历比他在课堂上学到的任何东西更加宝贵。他直觉地知道现实世界对他有什么要求，他知道，父母教给他的东西无法令他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当然，并非一定要做硅谷精英才能打破“竹天花板”。你还可以像艾迪・黄一样在纽约下东区开一家叫BaoH aus（刈包屋）的小餐厅，卖美味的猪肉包。黄在奥兰多长大，母亲是一位典型的虎妈，父亲很严厉。他说“我还是小孩时，心理上，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避免被打屁股。”在学校，他慢慢被黑人同学吸引，他们和他一样了解体罚式教育。他是学校橄榄球队中个头最小的，7年级时却被教练选为最有价值球员。“我当过防守边锋和右后卫，因为我够狠，够下流。我当时的心态是，‘你必须接受我，否则看我怎么收拾你。’”

　　      20多岁时，黄的经历很坎坷，一次次撞上“竹天花板”。大学时，《奥兰多前哨报》请他为报纸写体育稿件。但是，当他参观报社办公室时，编辑走进来，说，‘哦，不。’他的原话是：‘你长着这样的面孔，是写不来的。’”后来，在哥伦比亚电影学校，他写了一个剧本，讲的是一个卖热狗的亚裔美国人执着于自己的小鸡鸡。“教编剧的老师说，‘我很喜欢你写的东西，很有伍迪・艾伦（犹太裔美国喜剧作家兼导演）的风格。但是，你能不能考虑把主角改成犹太人？’”再后来，从卡多佐法学院毕业后，他去一家公司上班，其他同事经常对他说，“对于一个亚洲人来说，你的观点可真多。”

　　      最后，黄决定自己开一家餐厅。卖食品恰恰是他们父母希望儿子避免的命运，在他从律师事务所辞职后，他们有好几个月没有和他说话。但是，黄本能地感觉到他无法在他父母想要他加入的职场中获得成功。“我已经意识到，在美国，食品行业是少数我们（亚裔）领先的领域之一，”他说，“年青一代吃中式快餐长大。他们也许不尊重其他的东西，但他们尊重我们的食物。”

他不愿意为了被接受而改变自己，而是选择了以自己的方式，用钱换来认可。“我学到的一件事情是，在美国一切和钱有关。如果你能把你的文化商业化，那么你就是重要的，”他说，“我不认为任何人因为爱亚洲人而认同我说的东西或者支持我做的事。他们只是喜欢我的猪肉包，我不会扭曲这个事实。”

蔡美儿刚结束漫长而累人的巡回售书活动回到耶鲁大学。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主持人提到，网上有评论者称她为魔鬼。那时，她早已学会了在遭遇围攻的情况下，要如何表达自己。“我并不认为中国父母更高明，”在亚裔学生联盟的年度聚会上她这样宣布，“我认为有很多成为好父母的方法。”

她和学生们的谈话，关于《虎妈》一书的多数讨论，都围绕她自己身为母亲的决定。但是同样有趣的是他们的父母对她的教育。蔡堪称是中国式强力教育的产物。《虎妈战歌》中描写了大量她的父母教给她的教训―――任何一个LEA P学员都深有体会的教训。她母亲告诉她，“做人要谦逊、低调、简单”。她的父亲说：“不要抱怨或是找借口。如果在学校遇到不公平的事情，那就加倍努力，使自己加倍优秀，以此来证明自己。”

在书中，蔡描绘了她对公司法的厌恶，在转行搞学术研究前，她曾是一名律师。她写道：“在律师事务所的整整3年，我觉得自己都像在演戏。”这个毛病的根源甚至早在她的学生时代就存在。“我并不像其他人一样真正关心罪犯的权利，当教授点到我的名字，我就会僵住。提问和怀疑并非我的天性；我只是想把教授说的一切写下来，记住。”

　　      在耶鲁亚裔学生联盟聚会上，蔡谈到她成年后的不如意和她成长时期的关系。“我的父母从不在餐桌上谈论政治或者学术。”即使在不做律师，成为教授法律的老师之后，“我依然觉得失落，找不到激情。”最终，她靠写书出名，并成为获奖教师。但相比做律师，她同样没有准备好做法律老师。“成功花了我很长很长的时间，”她说，“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拒绝。她记得曾经为了一个职位做了大量研究，但她就是“无法应对面试，不知如何更好地展现自己。”

　　      换句话说，《虎妈战歌》提供了大量素材，恰恰可以反驳人们强加给这本书的意思。蔡的中国式教育帮助她进入了一个精英学校，但是并没有教会她如何应对真实的世界。她并没有试图掩饰这一点。她曾解释说，她写了一本会“给自己定罪”的回忆录。结果是一个矛盾混合体，部分挑衅，部分自我批评。西方读者看过之后武断认为蔡是亚裔代表。但是，《虎妈战歌》是一本非常美国化的书，传统中国人绝不会写这样的书。“即使你讨厌这本书，”蔡说，“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它绝不谦卑。”

“枪打出头鸟”是一句中国的谚语。日语中有对应的：“出头的钉子要挨砸。”但相反的，西方谚语说，“吱吱叫的轮子有油加”。蔡讲述了她的故事，被打击了，但是她并没有屈服。这种骄傲的反抗有它的好处。虽然她引发的关于亚洲式教育子女方式的争论的价值值得商榷，我们依然需要更多这种有反抗精神的人；需要他们站到聚光灯下，制造一些声音；需要他们敢于犯错误，成为企业家；需要他们停止固执地追求一纸文凭，停止认为一张纸能够保障幸福的人生；需要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个性，敢于让自己变得更加有趣。

（五）结束语

作为第一代移民，面对严峻而冷酷的现实世界，我们能够自由选择的机会恐怕并不太多。我注意到，很多人在谈论海不归的理由时，为了孩子为了下一代，是一个很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理由。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格外关注第二代移民在所在国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

如果我们抛开所谓成功的人生不谈，仅仅从孩子的成长经历来看，他们是否能够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地接受自己无可选择的族裔？特别是当他们长大走向职场，是否会面临任何显形或隐形的种族偏见？他们能否有足够强大的心理力量去面对因亚裔面孔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我知道我现在也无力回答这些问题。但这绝非杞人忧天，《纸老虎》一文也正好印证了我的许多想法。只是，从积极的人生态度去考虑问题，我们不好总是追问“我们这一代移民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而是要去不断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