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要回国,而且还是放了单飞，好几周都忙得不亦乐呼。需要上街采购,给亲朋好友买点礼品。

这个世道真变了。二十多年前来美国时,手头没有美金,加上中国的生活用品便宜,恨不得把几年上学穿用的衣服和消耗品都买好从中国带来,连牙膏都买了好几筒。没想到，二十年后开始从美国向中国带日用品和衣服了。因为稍微有点牌子的衣服在中国价钱要高出美国好几倍。即便是在中国和越南生产的耐克鞋，中国的价格是美国的两倍多。

为了省它几百美金，这次回国没有坐从旧金山直达北京的飞机，而是选择了加拿大航空公司从温哥华飞往北京的航线。在天空上多飞行几个小时就可以省它三、四百美元。美国的经济衰退不知何时能结束，能省就省它一点吧。省下的钱买几把飞利浦电动剃胡刀和马球衬衫给亲朋好友送个礼，也免了人家笑话我们这些美籍华人的寒碜了。我们美国人回国的穷酸已经是路人皆知了。

我们社团帮着中文学校的家长和老师一同办理去中国的签证，我帮助分发签好证的护照，最后一份是海蓉老师的。将她的护照交到她手中时我多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回国？’
‘六月一号’她甩了一句。
嘿，这不是我回国的日子嘛！
‘哪趟飞机？’我又问。
‘加航的’
哈哈，还有这么巧的，这里有人和我同行。

我同海蓉老师不太熟悉，但知道她家离我们家不远。她的一位邻居志奇同我很熟，从他那里我知道她有一个智力超常的男孩子。另外，海蓉老师的先生是在中国长大的中美混血儿，好像家里原来是个什么大户。

六月一号的大清早，海蓉老师的先生老张就到我家来接我，因为我和海蓉老师及其儿子同路，老张开车送我们去旧金山国际机场。这老张一副老外面孔，我猛然一见面不知是该讲英文还是中文。其实老张是一口北京话。他言语很少，一路上都是我同海蓉老师聊天，还有他们的儿子张大文。

我一直没有好意思问他们家里的情况，但他们家的小儿子一路上给我的印象很深。这几天想起来要写点这个七岁的小子张大文，就顺手在网上查了他家的历史。这里也做点介绍。

小男孩张大文算起来应该有1/4的白人血统。说起来话长，张家是个大户人家，爷爷名叫张纪正，在四十年代和几个朋友在天津创立了天和医院，并轮流作院长。天和医院，也称之为天津协和医院，张纪正医生还兼任外科主任。他在1941年成功地进行了我国（也是亚洲）首例“左全肺切除术”，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位切除左全肺获得成功的医生，被誉为“亚洲第一刀”。

 张纪正与儿子张博道

张纪正医生1931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密执安医科大学学习期间认识了生在加拿大，长在美国的女学生 Betty Chandler。 Betty Chandler的中文名字叫陈必娣，曾经作为美国的交换学生在广州岭南大学学习过。这个密执安医科大学营养系的学生同张纪正产生了跨国爱情，结了婚。 1940年随夫来天津安家，一共生了五个孩子。

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爱波斯坦(前右四)、陈必娣(前右一)、沙博理三位老人三月八日度过九十华诞。

同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张纪正在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遭殃，连看病人的资格都被剥夺了，留在医院打扫卫生。好在熬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平了反，复了职，又成了天津的名医，在1984年去世。

解放前，像张纪正这样的名医在天津生活待遇非常好。他们住在天津有名的五大道大理道41号，属于天津的社会名流，邻居是南开大学的创建人之一，后来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张伯苓先生。张纪正医生家的房屋已成为天津的一处景观，是砖木结构，清水砖墙的英国庭院式3层楼房。当然，那房子早就不属于张家的了。

这位张纪正医生的太太，美国人陈必娣女士在中国的几十年中比中国人还中国人。解放后，不但没有回美国，还在抗美援朝时捐款给志愿军买飞机大炮打美国佬，越战时也捐了一千块钱打美国佬。她先后在天津的河北大学和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工作，1963年成为为数不多的老外之一加入了中国籍。是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比张老先生多活了二十年，直到2004年在中国去世。

不过，这样的家庭背景，文化大革命中一定受了不少苦。张家几个大孩子都失去了在中国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的五个子女在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都纷纷到美国定居。这位已加入中国籍的老太太陈必娣女士开始是坚决阻拦，最后没辙了，就自己一人在中国坚持下来。

话又说回来，对陈必娣女士来说，这可能是个明智的决定。她同爱波斯坦、沙博理等几位中国籍美国人一样，八十年代后在中国都得到了很高的社会、政治地位。陈必娣女士本人多年住在友谊宾馆，根本不需要子女的照应，中国政府都管了。如果他们这批人来到美国，一定什么都不是，十有八九在老人公寓里孤独地呆着呢。

这个小男孩张大文的父亲老张是张纪正医生和陈必娣女士五个孩子中的老四，在加州州政府工作。这次老张送他太太、儿子、加上我去机场，是我捞了个便宜，让我家的李婆可以在家睡懒觉了。

听说这位老张是个音乐迷，下了班后就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里。张大文是老张家里的独子。我们共同的朋友志奇给我讲过好几次，说这个小子是聪明绝顶。从志奇的口中我知道了这个小男孩能阅读中文书籍，记忆能力和音乐才能都不同一般。

天下父母都疼爱自己的孩子。疼爱容易产生偏爱，甚至有点主观和偏见。经常听到朋友们夸奖自己的孩子，说他们聪明，就是不太用功，否则就能如何如何。这也包括我自己。我老感觉着俺闺女如果中学里用功夫的话，就可以进哈佛和耶鲁了。哈哈。

那么这个名叫张大文的孩子是否也是一个仅仅是由于父母的偏爱而被认为是智力超常的孩子呢？

因为到达机场比较早，我有不少时间同大文聊天。我发现他对时间，地点，人名等有着明确，清楚的概念。他的中英文都很好，中文许多词汇使用自如，比如，’新鲜‘，‘明亮’，等等。我要他用中文来解释这些名词，他回答迅速，准确。问他英文的意思，他也马上能回答出来。

一路上我同他母亲聊天，他在玩他的电子玩具。张大文在向爱好音乐的父亲学习音乐，还能作曲。他母亲有一天心情不好，大文给母亲谱了个曲，在琴上演奏一遍，帮助母亲调节精神。这次回国，他还有编写圆舞曲，摇篮曲和幻想曲的任务。我连什么是‘幻想曲’都不知道。

让我跌破眼镜，也是促使我想写一点这个张大文小孩子的原因是因为在温哥华的一顿中午饭。

在温哥华转机，有4、5个小时的时间。我实在不想在飞机场泡过这几个小时，就问大文的妈妈愿不愿意出去兜个风，吃顿可口的中国饭。我们在一层有许多选择的中国餐厅吃饭时，我问豆浆是否加糖了。这个大文随口就说起食品的营养成分，热量，糖分，脂肪，碳水化合物。一阵吃惊后，我说你还知道食品有什么成分？他说还有蛋白质，胆固醇，和纤维。听到这番话后，我心想我那十四岁的儿子未必能说出这些成分，可是这个小子才只有7岁呀。

我忙问大文的母亲不知大文从哪里知道这些知识，而且还能记住。她的解释是大文很小就开始阅读中、英文书籍，这些常识都是他自己看书知道的。我对这个小家伙可是要刮目相看了。

这个小子的求知兴趣非常高。一路上一直在看温哥华机场里的中英文介绍，看不懂就马上问，有好几个单词差点让我抓了瞎。

我没有能力鉴别这个大文是否是智力超常，但这个孩子的表现让我的确吃惊。我也养大了两个智力算是中等偏上的孩子，可要同这个大文来比，差的太远了。

无独有偶，几天前在我们当地报纸上看到一篇有关智力超常孩子的报道。说的是当地有一位印度裔十岁的小女孩，在学校跳了好几级还感到太简单。地区教育局没有什么特殊计划，家长就开始让她上大学的课程。开始同学们觉着好玩，几个月后大家都公认她是班里的顶尖学生。

这篇文章谈到了识别智力超常孩子的几点要素：

1,对词汇的良好感觉.
2,对多种专题的深入理解.
3,对社会环境的感觉.
4,幽默感.
5,记忆力.
6,问问题的深入性.
7,做事情的专注性.
8,独立性.
9,做事情的目的性.
10,学习知识的快速性。

在这十条中，我没有料到一个人的幽默感是高智商的表现。静心一想是有道理。我所见到的特别聪明的人大都说话风趣，妙语连珠，玩笑开得恰到好处，让你感到思想火花。克林顿和奥巴马都属于此类人。

回想起来，这个张大文符合这十条中的好几条。小家伙可是爱出怪相来逗笑。

大家常用IQ指数来衡量一个人的智商如何。但也有人批评说IQ的测试方法，是有文化偏见的。据称爱因斯坦和比尔•盖茨的IQ指数是160。我家老友李医生和小汪夫妇俩的两个女儿的智商都是这个数字，而且都进了哈佛。网上说克林顿是137，老布什是98。老友老张开玩笑说他家的孩子最高，是二百五。哈哈。

我们这把年龄的中国大陆移民聚会的时候，大家热衷议论的内容之一就是孩子的上学情况如何，张家的儿子上了耶鲁，王家的女儿进了哈佛。这种状况在华人社区非常普遍。如果从正面看这个问题，可以说中国人传统上对教育非常重视，因为我们这批中国移民大都是上学出来的，都希望孩子的教育水平能超过我们这一代。所以希望孩子上好大学。当然这种议论也有攀比之嫌，对许多家庭和子女产生了不必要的压力。事实上我认识的大陆移民子女绝大多数都进入了很不错的大学。

美国亚裔的教育水平高，华裔尤为突出。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到美国来学习的大陆学生、学者的子女更是鹤立鸡群。如果孩子的智力状况是天生的话，那么遗传基因一定起到了主导作用。那些考上名牌大学的孩子们的父母大都是那个年代学习上的佼佼者。

智商高并不能意味着就能成功。前段时间网上有报道说，中国在80年代初有一批上过报纸，几乎是家喻户晓的‘神童’，现在的表现却非常一般。‘神童’并不一定决定将来的成功与否，但是他们成功的机会应该要比常人多一些。

这个张大文父母双方几代都是知识分子，如果是智力超人，也可能是有基因传递的因素吧。

真心希望这个大文将来能成功，因为我老李是第一个将这个小家伙超过同龄孩子的能力写成文字，并发在了互联网上的，也算是慧眼识英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