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唐家岭

从“二次逃离”到“一次逃离”

唐家岭是北京最著名的“蚁族”聚居地。这里真正被关注是因为2010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造访唐家岭，目睹了一对蚁族兄弟的住宿情况，并且在听了他们 自己创作的“蚁族之歌”后感动地流下眼泪。此后，仿佛一夜之间，唐家岭被推到聚光灯下。其实，唐家岭只是北京“蚁族”生活的一个缩影，这样的地方在北京为 数不少。

12月的北京，天气阴冷。记者来到位于圆明园附近的福缘门村。通往村里深处的是一条很窄的小巷，巷子的两旁有很多低矮的红砖房。这些房子大多都是一层高的，外形没有任何特色。而且，大多数房间都没有窗户。

租住这样普通的房间，除了一张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床外，房东是不愿提供其他额外家具的。房客也乐得省心——毕竟，住这样简易的房间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约房租。

类似这样的场景，并非只在拆迁前的唐家岭才可以看到。北京上地附近青龙桥一带，西苑一带，中央党校东墙的坡上村一带，与国贸的双子大厦仅一墙之隔的后方，都布满了这样的城中村，这样的外来人口聚集地。

中国社科院人事教育局局长潘晨光主编的《中国人才蓝皮书(2010)》称，目前北京地区保守估计“蚁族”有10万人以上，上海、武汉、广州、西安、重庆、太原、郑州、南京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据初步分析，全国“蚁族”人数将在百万以上。

而随着“蚁族”渐入公众视野，旧村改造的步伐也在加快。今年北京启动了包括唐家岭村、夏家胡同村等50个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改造工程，并限期完成整治。今日唐家岭，已不复往昔景象。

福缘门村也在被改造的行列。有村民对记者说，今年出租房屋的生意没有往年好，新来的客人很少，旧的主顾也在渐渐搬离。他们有的搬到其他地方，有的可能已经离开了北京。

从“二次逃离”到“一次逃离”

2007年本科毕业于北京一所理工院校会计学专业的刘泽一在求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受挫后，选择到北京一家民营会计事务所做审计工作。

他对记者说，最初一年，12个月有9个月在外地出差，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吃的比猪还差，干的比牛还累。”他如此形容自己当时的工作状况。这样辛辛苦苦一个月下来，税后收入为5000多元，除去吃、穿、住、行各种开销后，到月底依然所剩无几。

最终迫使他离开的直接导火索是他母亲的到来。远离家乡的刘泽一一直对家人说自己在北京过得不错，和朋友合租房子，工作忙碌充实。直到思儿心切的母亲到北 京后，发现儿子所谓的“合租房”只是由两居室中的厨房改造而成，里面非常局促，仅容得下一张单人床和简易衣橱等家具。房里最引人注意的是交错分布的各种管 道。

在祖辈人心中，孩子能有机会跨进大学的门槛就是“有出息”。可眼下，大学毕业后的孩子过的竟是这种生活，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母亲当时就受不了了，流着眼泪说，“儿子回家吧！”刘泽一略带羞赧地对记者说，这最终推动他毅然决然地踏上离京返乡的路。

其实，有着类似想法的可能不在少数。某招聘网站对7000多名白领的调查显示，八成白领有逃离“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念头。

当记者问及，有没有注意到“逃离北上广”这一现象时，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一位研究员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有！”他笑称：“压力太大了，要是有合适的机会，我也会离开的。”

在这些超大城市“漂”过一段时间，而后在各种压力下逃离的人们被称为“二次逃离”。除此之外，记者注意到，“一次逃离”(即毕业后马上离开)的现象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那些曾经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未毕业时就从不同渠道预感到面临的压力，因而在毕业的一刻，选择离开。“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豪言壮语正在消退。

在北京某高校日前举办的招聘会上，记者发现不少外省企业已经将触角深入。和此前几年不同的是，他们吸引了相当多即将走出校园的年轻人驻足。招聘方整齐划 一的住宅楼、颇有吸引力的福利规划，不时引来一片赞叹。在山西某大型国企招聘展台前，几位学生详细询问相关职位的具体要求、发展空间。两个男生在相互打 趣：“要不我们一起去好了，至少不愁买房了。”

这种现象在两年前还并不多见。当时“北上广”的毕业生初次就业选择离开的比例远低于当下。从被动离开到主动撤离，在生活压力面前，年轻人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

在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看来，在各种生活压力面前，即将离开校园的大学生开始降低目标和预期，很多人开始放弃“一定要先留下来”的想法。

生活不能承受之重

在造成人们“逃离北上广”的各种因素中，房价毫无疑问是第一推手。一份网络调查数据显示，有54.7%的人选择“逃离”是因为飞涨的房价；31%的“逃离者”是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9.8%的人认为，在一线城市生活“幸福性价比”太低。

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房地产绿皮书》显示，据测算，2010年前两个季度，我国绝大多数城市住房支付能力指数(反映城镇居民家庭购买存量住房的能力)持续下降。其中，北京的住房支付能力指数最低，深圳、上海、杭州、广州的支付能力指数也较低。

其实，即使不借助统计部门的数字，我们也能很直观地感受到部分城市的高房价所带来的冲击。

眼前的小江是个漂亮能干的女孩。曾经在全国主持人大赛中获得过第二名，目前在国内某知名门户网站做主持人。

然而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小江却也有着颇多无奈。和众多年轻人一样，小江也是“租房族”，每月工资6000多元，除去房租和各种生活开销，经常是所剩无 几。“我租房子的时候，房东还主动把1600元的房租降到1400元，因为房子里面的水管又生锈坏了。”说完她自我解嘲地笑了笑。

主持财经栏目的她，天天工作时谈着房价，下班后则条件反射似地想要逃避这个话题，“越来越厌倦谈论这个话题，有一天我也逃离北京算了。”

房价之外，还有各种烦恼。英国《经济学人》援引某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上班族每天在上班路上(单程)花费的时间领先全球。中国上班族每天平均有 42分钟用在上班路上，排在第二的印度人需要39分钟，而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只需22分钟。另据统计，欧美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平均上班时间为27分钟。

对于上述统计数据，“北上广”不少上班族表示，其实远不止42分钟。在广州上班的小云对记者说，由于住的太远，要一大清早去赶公交车上班。正常的话路上需要70分钟左右，“如果遇到汽车追尾等事故出现交通堵塞，那迟到是无疑的了。”

还有户籍制度的掣肘。网上一篇题为《中国政法大学老师一封给女儿的信：等爸有钱了给你办美国户口》的热帖，曾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民商经济法 学院教师翟继光在帖子中叙述了在北京给孩子办户口的经历，让不少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深有同感：在大城市上个户口，怎就这样难？

下一站，幸福

“逃离北上广”之后，下一站奔向何方？

一个选择是重返故里。记者注意到，做出这种选择的，往往是家乡本身有较好发展条件的或者是家庭条件较好的。

典型的如成都、重庆，这些城市曾经对“北上广”输出了大量人口，随着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这些地区已经能为人们提供不亚于外出打工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吸引力。

在四川的“十二五”规划中，特别提到要做好承接产业转移工作。目前已经有富士康等企业开始回迁内地，这些企业内迁不仅给内地带来了新的产业发展机遇，更引领了一轮人口的回流。

一些家庭条件较好的年轻人，回乡后虽然个人发展空间相对“北上广”会小一些，但是生活压力和购房压力会小很多，也能过上相对轻松的生活。

原本“沪漂”的小齐日前终于回到家乡的省会城市。她对记者说，以前最怕的是每年回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当年自己在班里算是成绩优秀的，考到上海一所知名大学，毕业后有一个还算安稳的工作，“但过了两年，每次聚会都感觉自己是‘被可怜’的对象。”

“原本是被羡慕的对象，现在总要忍受同情的眼光。”小齐郁闷地说，“特别是眼看着很多高中同学都结婚、生小孩了，我这个‘大龄剩女’，每次回家都能被家人的口水淹死。”

终于在父母和同学的一轮轮“轰炸”下，她回到了家乡的省会城市，当上了公务员。在经过几次相亲后，嫁给了一个感觉比较靠谱的男人，买了房和车，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以前不甘心回来，总觉得出去了再回来是件丢脸的事情，好像混不下去了。现在看，真是浪费了几年时间。生活合不合心就像鞋子合不合脚，不要管别人怎么说，自己舒服就好。”小齐已经很想得通了。不过，有时也难免会怀念“沪漂”时那段充满忙碌和斗志的生活。

而那些“逃离北上广”后未返乡的人，很多开始了围绕“北上广”的生活。许多人走出上海后，无论是北进到苏州还是南下到温州、台州，都处在一个以上海为中 心的辐射圈内。这个辐射圈还包括无锡、杭州、绍兴、南通等二、三线城市。一些人虽然离开了上海，但是还在这个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圈内经营着自己的生活，而 且，小日子会过得更加惬意。

在珠三角，当地便捷的轨道交通，连通了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离开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后，人们可以住在周围的县城或者小镇里，生活也很便利。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表示，“退居二线”，无论是从人的个性化发展还是从人才自由流动的角度来看，这种转移都是符合潮流的。另一方面，人口的这种流动不仅缓解了大城市的交通等压力，客观上也为二、三线城市的发现提供了智力支持。

“逆城市化”还是“伪城市化”

在“逃离北上广”现象发生的同时，不少省份甚至出现了把户口从城市中迁回农村的现象。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尚未走完城市化历程的同时，就已遭遇“逆城市化”潮流？

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首次提出了“逆城市化”的概念，用以描述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人口向乡村居民点和小城镇回流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

然而不少专家却认为，“逃离北上广”并非“逆城市化”，而只是部分人口的逆向流动。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倪鹏飞对记者说，在欧美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伴随着城市的人口不断集中，城市空间也日益拥挤，当城市达到拥挤不堪时，负 外部效应显现，资源超负荷、犯罪率上升、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日益严重，人口开始分散，出现面向郊区甚至是农村的迁移。

“但中国 却并未出现与欧美完全同质的‘逆城市化’进程。”倪鹏飞说，目前放弃城市生活的群体大都表现为由一线超大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和家乡转移，而并非向城市周边 郊区、农村转移。而且转移的原因主要是生活压力所致，并未伴随着资本和技术的转移。事实上，目前并未出现大量市民放弃“北上广”等大城市的生活或就业，到 郊区或农村发展的现象，这是判断我国尚未出现“逆城市化”潮流的重要依据。

倪鹏飞指出，目前出现的一些逆向流动的人原本身份就是外来人口，他们短时间进城生活、学习、就业，后返回家乡，这些流动人口的身份显然不同于欧美地区逆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原居民。

另外，目前我国的一些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在大城市落户？最核心的问题是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过高，生活压力过大。而在通常的“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流 向小城镇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相比之下，目前我国离开大城市的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是“被迫离开”，生活几乎入不敷出，户籍门槛难以跨越，这让他们觉得很无 奈，“逃离”也就成了理性选择。

在北京师范大学绿色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峥看来，目前我国出现的人口的逆向流动，与其说是“逆城市化”，不如说是“半城市化”或“伪城市化”，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一些大城市，规模是上来了，但城市化的质量不高，城市功能不健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提出，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言语间对中国的城市化不乏赞誉。

但中国的城市化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赵峥认为，城市群是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应在大城市的周边发展不同程度的中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形成城市网络，把大城市的功能疏散到小城市来，最终走出“伪城市化”的陷阱。

幸福指数，给你的幸福打分

随着“不以GDP论英雄”等观念的兴起，各地正在紧张布局的“十二五”规划在淡化GDP指标的同时，更提出了关注民众幸福指数的思路。

记者注意到，福建、广州、河南、河北、重庆、江苏等不少地区有关“十二五”规划建议的表述中均有关于幸福指数的相关提法。

从国际上来看，近年来，美、日、英等发达国家都纷纷开始关注幸福指数，并提出了不同的幸福指数模式。可以预期，未来各国对幸福指数的关注还将持续升温。

到底何谓幸福指数？按照通常的理解，幸福指数，或者称作国民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的幸福感的一种指数。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幸福指数可能只是一种主观感受。为更好地理解这一概念，我们不妨将大、小城市的幸福指数做一番比拼，看看谁的幸福指数更高。

具体来看，在晋升机会上，大城市拥有更多的大企业、更具发展前景的行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平台，但个人却可能只是庞大人群中不起眼的一员，能否成就一番事业还要看个人的努力和各种机缘；小城市的就业机会相对贫乏，但也有“小池塘里出大鱼”的机会。

在生活质量上，大城市拥挤的交通、高昂的物价无疑是不利因素，但却有更多享受文化盛宴、接触国际潮流的机会；小城市生活成本更低，但也少了些热闹繁华。

在人际关系上，大城市有更多交往圈子，却也因各种原因，造成了大量“剩男”、“剩女”；小城市有更熟悉的人际圈子，婚姻等问题似乎更容易解决。

以上这些，都还只是主观感受。能否设定一些量化指标，来衡量幸福指数呢？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曾在一个内部论坛上提出：“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中国的GDP并不少，但是那时中国的重工业自我循环，老百姓生活很艰苦，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供应。我觉得那样的GDP对老百姓毫无意义。”

“所以我最近在推动一件事情。我搞了一个研究——幸福指数，要用幸福指数来替代GDP。”吴晓灵说。在她的研究中，幸福指数并不是主观的评价，而是包括环保、教育、公共卫生和基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安全和政府公共服务六个方面的指标。

“我希望通过民间的方式来编制幸福指数，逐渐让老百姓更关注自己的幸福程度，而不是GDP。”吴晓灵说。她还认为，中国的GDP比北欧一些国家要高得多，但是中国人的幸福程度比北欧人要差很多。因此，有必要改革我国对官员的考核体系，增加幸福指数这一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