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年1月1日，到今天本文见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卑诗省议员贝振国(Jagrup Brar)依靠一个月610元救济金来体验实际生活，也正好算是修成正果，使有关救济金的话题引起广泛关注。
不过话题变热并不见得意见就统一了，有网民说很高兴看到有人为普通百姓着想，亲身体验穷人的困境，更多人这样做才能使各项政策更实际，使这个国家更好。但也有人认为，福利金不能不分，也不能过高，否者大家都想不干活多拿钱，其结果就是现在欧洲正在经历的危机，大家遭殃。
张榜求征挑战者
目前在卑诗省内，大约有18万低收入人士，每月靠领取610元救济金维持生活，算是本省的“最低贫困线”了。作为贫穷人士维权组织，“改善福利大联盟”(Raise the Rates)强调，想在卑诗省生存，每月救济金至少要1300元，基本时薪也应调至12元。省府每年至少兴建2千户社会福利住房，增加年收入25万元以上人士税率，并清除申请补助的障碍。
蜗居时刻
为此在去年5月，“改善福利大联盟”于是发起了一项“省议员救济金大挑战”(MLA Welfare Challenge)活动，向卑诗85名省议员发出邀请。经过半年征询，终于有省议员响应，素里Fleetwood选区省议员贝振国(Jagrup Brar)以舍我其谁的劲头儿毅然应征，决定从2012年1月1日起，仅靠610元过一个月，这点钱包括房租、食物、交通、电话、个人卫生及所有支出。
“改善福利大联盟”负责人丝瓦逊(Jean Swanson)希望藉由这项活动，让社会大众了解目前救济金根本不足以支应生活所需，并唤醒政治人物采取行动，解决贫穷问题。她还表示，省府规定除残障人士外，领取救济金者需申报当月收入，包括捡拾空瓶的所得在内，再将这些收入从下月救济金支票中扣除，否则即属违法。她批评610元根本无法支应生活所需，连低收入人士为求温饱，辛苦赚来的钱都要扣除，极不合理。
已故省议员巴尼斯(Emery Barnes)25年前也曾进行过相同体验，当时他以350元过一个月，在温东待了7周，为此要求省府将救济金增至每月700元，折合目前币值约1270 元。巴尼斯的女儿康斯丹丝(Constance Barnes)日前说，1986年父亲体验以350元救济金过活，想不到25年后还要有人再试一次，证明卑诗省社会福利制度丝毫没有长进。
体验救济金生活
贝振国强调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接受挑战，他希望藉由这次的实际体验，亲身感受靠救济金过活的低收入者面临的困境，了解造成贫穷的原因以及贫穷对他们造成的冲击。
根据规划，“改善福利大联盟”机构为贝振国寻找租屋，他每周有一天可以回到选区进行选民服务并返家，若留在家中用餐也需扣掉4元饭钱。一个月时间主要留在温哥华及素里两地，体验贫穷人士的生活。
新年伊始，贝振国身上携带一个只有基本用品的背囊走出家门，开始挑战每月610元的卑省单人社会福利救济金生活。当时他就揣着两个女儿给的两个 25分硬币，以防紧急情况时能打电话。在庇护所的地毯上挨过新年假日后，终于在翌日找到住处，并申领到了610元政府救济金。随后他对外介绍了寻找租屋的经历，以及拿到支票后的首次购物体验。
在离家一个月里，前16天贝振国在素里独自生活，后15天转到游民聚集的温哥华东区。当时在素里136A街 8055号独立屋内，他租用了一间二楼单间，月租400元，但375元是救济金可补贴的房租最高额度。他需同其它7位室友共享洗手间、厨房和客厅，在这个 200尺单间内，提供了床、电冰箱、电视、沙发等基本家具电器，房间两扇窗户可采光。这乃是贝振国几天来看过的四个租屋中，条件最好和性价比最高的一间，其它同等价位的房间都旧脏且小。
贝振国的账单显示，610元需要支付住房租金400元、电话费25元、公交车费42元等基本费用后，每天可能就只剩下4元餐费。他向媒体展示了所购买的食品，并表示全是超市最廉价的物品，包括：3包143克的袋装面、500克黄油、410克全麦麦片、3个苹果、3根香蕉、5包90克方便面、5根萝卜、3个西红柿、5个绿洋葱、1个洋葱、1个卷心菜、1公斤豌豆和胡罗卜的冷冻食品、1条570克的全麦面包和2升牛奶。
最后数天靠拾荒
当贝振国已经消耗超过一周的救济费用时，购买的食物却不足以支撑一周，离购买健康食物的标准就差得更远。根据2009年卑诗省食品开销指南显示，贝振国一周至少需要65元来购买食物，而当时一周仅开销25至30元，不可能符合官方推荐的健康食品标准。
在一个月快结束前几天，积累一肚子苦水的贝振国盘缠用尽身无分文，只能向他人借钱度日。
1月28日上午，贝振国随两名靠福利金过活的低收入人士沿街捡拾空瓶，但忙了1个半小时，只捡了数十个空瓶，还赚不到2.5元。
政见会有的放矢
一个月的底层生活，令贝振国对贫穷的原因及其冲击感触很多，藉机体验穷人生活、聆听他们的故事，为卑诗省的贫穷问题作有力的辩论。在他返回议会后，与党团成员分享第一手经验，希望透过这次机会找出卑省社会福利制度沉痾，进行改革，以便制订出更好的社会福利政策，解决社会的贫穷问题。
贝振国表示，靠610元根本无法生存，许多人以为靠福利金过活者偷懒不工作，事实上许多人辛勤工作，还是无法赚到足够的钱。以捡拾空瓶为例，很多人忙了一整天，只能换得30元微薄收入。在这种状态下，也难以鼓励拿救济金的人有效地找到工作，从长远角度来看，长期生活在贫困状况的人未来的医疗开销亦会更大。
贝振国(右)与流浪者为伍
相信贝振国有了上述这些实际体验，返回议会后就更能在制定政策方面有更强的说服力。不过他在一份声明中承认，自己这一行动只能有限地体验贫困生活：“我清楚地知道，我无法全面体验靠救济生活是什么情形，我还没有失业，或失去家庭，或身体残疾或生病，以及所有造成人们领救济生活的原因。我不会像很多申领救济的人那样感觉耻辱，我无需担心支付不起孩子学费，或不能给他们提供有营养的食物，或不能负担他们足球训练课的学费”。
菲沙智库挺政府
也有人问：这一个月贝振国还在领省议员薪金吗 他提前计划好这610元每天怎么花了吗 如果没有，也许应是为何会出现省库赤字的一个很好解释。
对于贝振国的生活体验，菲沙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则有另一种思路。该研究所几位经济学家日前联名撰文，大标题就是《卑诗福利支付恰到好处》(B.C. welfare payments are adequate)。
上述文章分析认为，贝振国一个月的体验经验恰恰证明，如果安排合理，救济金正好满足大多数领取者的基本生活需求。问题不在救济金本身，而在于领取者中有劳动能力的个人。如果提供救济金数额，势必会增加对福利的依赖者。领取者的具体背景不同，要取决于家庭情况。有些根据条件，还可以领取牛奶金、托儿费等其它资助。仍以贝振国为例，如果他及家人真靠救济金生活，他和妻子、两个孩子每月可以共领约1800元，生活多好谈不上，但基本开支够了。
该研究所还以安河为例，当救济金在80年代加倍后，领取者从1981年的38万多，增长到1994年的140万，竟占全省人口的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