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很多事情，是经不起回想的。仿佛昨天还在一边顶着父母老师的责骂，一边读着《像少年啦飞驰》。今天，那个少年已经有了女儿，并需要你去仰望。无需去感慨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当年那个来自上海郊区的年轻男孩决绝的从学校退出，扬言要“写书挣钱”时，不一定想得到自己会有今天的“辉煌”，但一定想得到自己跟其他人比会有多独特。他勇敢的做出了选择，并坚定的走了这么多年，无论他在这条路上得到了多少美好，那都是他应得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十年前的那个时代，真的是需要韩寒这样一个人的。韩寒之前的二十年三十年，人们已经被压抑的太久了。每个人都是那么的中规中矩，每个人都是那么的谨小慎微，每个人都不敢对压在身上的一切吼一声“不”然后毅然走开，那几代人是焦虑、愤懑和忧伤的，海子他们写诗，许知远他们学着思考，但哪怕去死，也不敢有人“离经叛道”。于是，韩寒出现了。

         这个少年对我们说，让那些束缚你的狗屁滚蛋吧，做你自己。不仅如此，他还亲自上场，用这近十年的时间给我们做了示范。他从那个注定要变革的节点出来，在急速变革的十年里，找准了每一个立足点，告诉我们这也是一条路，他能成为今天的韩寒，有此足矣。 

      公共知识分子，他还需要做的更多

     一个思想类的知识分子同人网站“共识网”推出了一项在线调查，评选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十大公共知识分子”。在秦晖、贺卫方、于建嵘等一长串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界人物中间，韩寒的名字再度赫然在列，并且在长达数十天的投票过程中一度高居榜首。最后，韩寒以仅落后第一名贺卫方6票的1310票屈居第二。这是继2008年韩寒当选“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之后的又一次获奖。

          “知识分子”或者“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舶来词汇，在近十余年来中国的媒体、网络空间中占据了相当的位置。且不论这个词背后的原始色彩，它在中国的流行至少具有着启蒙和守护良知的作用。一般而言，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具有某个专业领域的知识；第二，发言的主题是公众关心的事件或问题；第三，其立场要超越自己的职业属性或阶层属性。

         无论是从写作成果、思想深度甚至哪怕是语言表达能力而言，韩寒在这里都显得有些单薄。在韩寒的大部分网络写作中，呈现出来的风格更多地是一种调侃和消解。正如崔卫平所说：“（韩寒）那种文章不好写，因为某个事件大家都有感受，要把那种感受描摹出一个框架来并带来阅读的新鲜感，是很不容易的。”韩寒确实有水平，这点谁也否认不了，但这种水品还不足以支撑他站到如此的高度上，事实上除了赛车，韩寒不具备任何专业性的知识储备和思想研究，公众给他带上“公共知识分子”这顶大帽，更多的还是粉丝们的一厢情愿，韩寒本人未必见得愿意带上这顶高帽。而这顶帽子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的被安到韩寒头上，足可看出公众对当下知识分子群体的极度不满甚至失望，他们希望他们能像韩寒一样勇敢，像韩寒一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惜他们大多数都是缩头乌龟。